在接受3-4小时的调查以后，第二天凌晨，何先生走出了派出所，他感到胸闷、无力，呼吸不畅，“心里很沉重”。 他没有直接回宿舍，而是径直去了医院急诊科。CT、抽血、心电图，一系列检查下来，没病，但“心”的确不舒服。 从凌晨1点到凌晨5点，在等待检查报告的时间里，他一个人坐在嘈杂的长廊里，用手机写下6千多字长文，讲述自己在地铁被“诬陷”偷拍一事。两天内，这篇发布在网上的长文阅读量近2000万。 这是今年6月份的一天。当此事出现在自己身上时，何先生问自己，“为什么是我？” 经历重重困难，事发两个多月后，8月25日，何先生收到了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的立案通知书，该院已经受理了他与涉事女乘客的“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件。“我的诉求是对方公开赔礼道歉、进行经济赔偿。接下来的，就交给法律。”
▲何先生第一次面对媒体的镜头
聚完餐坐地铁，被“诬陷”偷拍
8月27日，红星新闻记者见到了何先生，这是他在事发以来第一次面对镜头。这天，他穿着事发当天的着装：衬衣、牛仔裤和那双被指为偷拍工具的“反光运动鞋”。他至今依然想不通自己的这身装扮，为什么会被认为是偷拍者。
今年6月12日，他的一篇自述长文传遍网络。文中讲述了他在地铁上被怀疑用鞋面偷拍女性乘客，并被要求当众脱鞋、脱袜自证清白，后被架出车厢，单脚站立在人来人往的扶梯处，受众人关注的经历。
这是他不愿回忆的一晚，直到现在，他都不愿再回看那篇自述——他怕再次被拉扯进那样的环境里，这让他倍感压抑。
6月11日，如果没有那晚地铁上的一幕，他当天应该是非常开心的。那一天，他在凌晨的黑夜中爬上龙泉山，看了日出；晚上还和高中同学聚了餐。在聚完餐回公司宿舍的地铁上，意外发生了。
▲被质疑偷拍的鞋 图据受访者
他记得，当列车到达成都地铁火车南站后，有一名女性大喊起来“你是不是在偷拍”，被指偷拍的工具，正是他脚上的那双鞋。当时，这双鞋被指发着“绿光”，像是一枚摄像头。随后，列车安全员闻声赶来，何先生被要求脱去鞋袜，随后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架着下了列车。
此后，在等待警察到来的半个多小时里，他又被要求靠墙单脚站在乘客上、下的扶梯口。后续，双方被带到派出所接受问询与调查，直到第二天凌晨。
何先生表示，这期间，他很少替自己辩解，就算对方坚持说他的鞋子上有“绿光”，有摄像头时，他也保持克制，等待对方先讲完。最终，警方调查后，证明了他的清白。在对方不情愿地说出“对不起”后，他才精疲力竭地离开。
8月29日，红星新闻记者从警方了解到，当时经过民警检查，就已查明何先生鞋子内未藏有偷拍设备，不存在偷拍的违法行为。之后，何先生起诉，他们也依法依规调取了当事人的信息。
“诬陷”的成本太低了，他想要回清白
从派出所离开，何先生没有直接回宿舍，而是径直去了医院急诊科。CT、抽血、心电图，一系列检查下来，没病，但“心”的确是不舒服了。
他需要疏解，需要寻找车厢里的证人。有写文字习惯的他选择在网上还原，“让大家知道遇到这样的事，是怎样的感受。”
发表长文的微博账号是新注册的，已隐去了个人信息，但意外的近2000万阅读量也让他有些害怕。评论有好有坏，还有人说他在炒作。
何先生害怕个人信息泄露，怕被网暴，情绪压抑，无法工作，当天就给公司领导请假。 “总经理说他支持我，公司也支持我。”他不敢回宿舍，一个人去外面住了一周的酒店。
▲8月27日，何先生穿着事发时的鞋接受媒体采访
关注、留言的人越来越多，他就抱着电脑在酒店里一条条看网友给他的留言。他坦言，在无法向身边人言说的时间里，陌生人的善意给了他莫大的支持与鼓励。
何先生说，在派出所，其中一位女性曾给他道了歉，而另一位女性则拒绝道歉。但对方道歉的态度及语气，让他感觉敷衍。
他觉得自己全程什么都没做，也没为难任何人，却仅仅因对方一句“有绿光闪过”“在偷怕”就被要求当着全车乘客的面脱鞋，被架着下地铁，接受众人注视，被拍下照片，被警察带进询问室……
“她们怀疑别人，我就要证明自己，但怀疑别人和证明自己的精力成本完全不对等。”他认为诬陷的成本太低了。而何先生明白，派出所无法因这样一句话就给对方作出实质性的处罚。
▲同车厢乘客的证人证言 图据受访者
法院已以“一般人格权纠纷”立案
出了派出所，何先生便决定起诉维权，要回自己的清白，也要求对方公开赔礼道歉。他认为这是为了维护个人尊严的抗争。
着手维权后，何先生发现这个案子不仅关系到他个人，或许还关系着“很多人”。他说，在自己的事情公布后，至少有5个在地铁上被质疑偷拍的人曾联系他（后来都被警方证明清白）。他们相互倾诉，想要一起维权。 “我们不能闭着眼睛或是捂住耳朵说‘不存在’。”
他又联想到曾经上过热搜的类似事件。他认为，如果这些事件当时就有定性或有结果，他在处理这件事上就会有一个准则，“因为之前的不了了之，到后来我们遇到这些事时，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去处理。”
“维权也是想要一个结果，一个答案。”他认为还是需要一点“较真”，到底谁对谁错，要有个定性，而不仅是一个调解。
但最终5位决定维权的人都陆续放弃了，最后一位坚持的人因为拿不到证据无法立案，于近日放弃。“他曾问我要不要坚持，我给的意见是自己要衡量，因为我的维权也很难，需要花很多精力。”
▲有相似经历的人联系何先生 图据受访者
何先生介绍，仅这次起诉的律师费，就要花去他一个月工资，而他还要在准备考试、工作的同时去起诉，“派出所在南边、律所在北边、地铁公司在东边。”他常常要多方奔走，由于舆论关注度高，愿意接手案子的律师少，立案程序也更加复杂。期间他经历了“无证据无法立案，未立案无法调取证据”的尴尬局面，又因管辖权异议，案件被退回补充证据。后来有两位同车厢乘客联系到他愿意为他作证，提供了书面的证人证言，才于近日获法院立案。
法院出具的受案通知书显示：何先生诉两名女子“一般人格权纠纷”一案，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已受理立案。而在何先生的起诉诉求中，其要求对方公开道歉以及赔偿损失。何先生表示，他原本只想让对方赔偿1元钱，后来还是按正常的金额去做了主张。
对于何先生的起诉，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明律师认为，整个维权过程，何先生都表现得非常克制及冷静，他没有选择过激的方式，而是走正当程序维护自己的权益。从他个人而言，是支持何先生维权的。他认为，这个维权并非多余或是过激，出现类似情况就应像何先生一样通过正当手段维护权益。在林小明律师看来，何先生之所以维权并非仅因“诬陷”，而在于误解他人的一方未能诚挚对误解致歉。“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标准”。当误会得到澄清时，有错一方应真诚道歉获取被侵权人的谅解，否则，就应当以法律的方式让相关人员明白界限所在。
▲受理案件通知书 图据受访者
“真正胜诉的那一天，会取下口罩”
何先生认为，对方必须意识到自己错了，站出来觉得自己做得不对，然后道歉。如果自己都不觉得有错，“只是因为别人或法律的要求而道歉”，他作为当事人不能接受。
何先生是四川南充仪陇人，他说老家的人不会过多关注网络事件，就算知道，也不会知道当事人就是自己的家人。为了不让家人、朋友担心，这件事他没跟任何人说，他认为当天一起聚餐的同学可能通过新闻报道能联想到就是他本人。可他没说，大家也都保持默契地心照不宣。
这次采访，是他第一次面对镜头，他要求将口罩戴上，他说其实自己是一个很随性的人，戴上口罩说话是一件很难受的事，“直接说话要坦然很多……但不想他们为我担心这么久。”
何时能取下口罩？他认为是案子真正胜诉的那天。
现在，他已不想再坐地铁，就算上了地铁，也会先摘掉眼镜，尽量找一个人少的地方坐或者站着。如果要看手机，“就这样平着看，不敢立着看了”。他怕同样的事情再来一次。
为了抚平心里的伤，何先生说自己做了很多努力，除了向人倾诉以及汲取网友的鼓励外，最主要还是得靠自己。
▲何先生
他觉得自己的内心还算强大，在经历这件事后，心理承受能力会更强一些，“一点一点成长。” 至于这样的伤痕多久能愈合？“只是好些了，我觉得诉讼完成了，我会好很多”。他也知道“时间是一剂良药”，之后他要将更多精力花在考试和工作上。
采访最后，镜头跟着何先生一起往前走，他突然转头笑着说“是不是要这种走向光明的感觉……”
当天，是个艳阳天，天空特别的蓝，那一刻，他刚从房屋的“阴暗”处走向了“阳光”里。
红星新闻记者 章玲 摄影记者 王勤
编辑 于曼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