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众汽车集团正式宣布放弃软件自研战略，将其核心软件子公司CARIAD降级为合作伙伴协调者角色。大众汽车集团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CARIAD严重的财务亏损。CARIAD在2021年至2022年累计亏损近34亿欧元，2024年单年运营亏损更高达24亿欧元，严重拖累集团整体业绩，导致大众2024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30.6%。从2022年至2024年，大众集团的软件业务累计亏损已超过75亿美元。
再加上CARIAD业务存在着跨品牌整合困难（大众、、）、开发效率低下、关键车型屡次推迟等问题，包括EV和e-tron等旗舰电动车型的发布推迟了两年，甚至连大众ID系列纯电动车也曾因软件问题导致延期交付或召回，业务进展不尽如人意。
奥迪
保时捷
保时捷（丨）
奥博穆上任CEO之后，大众开始转向开放合作，先后携手美国Rivian与中国，将软件重心从自研转向协同整合，CARIAD的角色也从“开发者”转变为“协调者”。
小鹏汽车
面临多重外部压力
CARIAD的案例只是一个结果，它深刻揭示了传统制造巨头在向软件驱动转型时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一直以来，传统车企已经习惯了硬件主导的研发制造理念与思维方式。然而，在进入“软件定义汽车”的新阶段，如果车企仍以旧理念和思维方式去进行软件开发与技术创新，就会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软件开发效率和质量低下。
具体来说，汽车软件的迭代速度远快于机械零部件开发，但大众汽车依旧以层级决策、流程审批的方式进行项目管理。这必然会出现反馈滞后、测试周期过长等效率低下的问题。再反观中国同行，在2023年全年累计OTA升级20次，平均每18天就有一次更新。
理想汽车
此外，CARIAD成立之初，其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通过集中集团内部的数字力量，打造统一的软件堆栈和操作系统VW.OS，实现集团旗下各品牌的电子电气架构和汽车云VW.AC的整合。这是一个完全自控的封闭软件系统，让集团所有品牌共享一套底层软件架构和开发工具。但是，大众集团旗下拥有大众、奥迪、保时捷到、西雅特等多个品牌，这些品牌积淀了各自不同的技术传统、市场定位和管理逻辑。
斯柯达
CARIAD内部有来自不同品牌的工程师，一没有形成统一的开发语言和高效协作机制，二是从战略目标不明确，CARIAD曾规划为大众、奥迪、保时捷等不同层级品牌提供三类软件架构，这导致资源分散，项目推进缓慢，再加上集团对于CARIAD角色定位并不清晰，业务要求多元，一开始追求全栈自研的封闭系统，后来妥协于开源方案，技术路线摇摆不定。有句老话说得好，熊瞎子掰苞米，掰一个掉一个。这就是典型的既要又要还要。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像大众汽车这样规模的企业，在业务目标上应该就是“既要又要还要”，但是在自己已经落后的板块里，更应该做的是快速试错，追上来之后再论及其它。当然，大象转身并不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又回到了决策流程僵硬缓慢的问题。这就是大企业病啊。
技术路线再抉择
大众集团将CARIAD的角色从主导开发者转变为合作伙伴的协调者，并转而与中国小鹏汽车和美国Rivian等展开深度合作。这不仅是一家公司的内部调整，而是整个传统汽车行业在智能化、电动化浪潮冲击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从“技术理想主义”到“市场实用主义”的回归，背后是一系列关于市场、技术、成本和组织的现实考量。
大众深度绑定小鹏等中国公司，基于小鹏EEA技术，为专属CMP平台开发架构，2026年应用于纯电车，2027年扩展至燃油及混动车型。和中国公司的合作不仅是技术采购，大众还和地平线成立了合资公司CARIZON，开发L2+至L4级全栈式解决方案。大众汽车集团还成立了VCTC，大众德国总部外最大研发中心，主导开发CMP平台，目标将开发周期从48个月压缩至36个月。面对这一事实，贝瑞德指出，这一经验直接推动大众品牌将欧洲市场的产品开发周期从48个月大幅压缩为30至36个月。“中国经验正在赋能大众汽车集团的全球发展”。
大众中国
大众在中国的实践正在重塑其全球运营模式。这标志着中国市场从“最大销售市场”升级为“创新策源地和全球技术输出中心”。或许，这也正是大众汽车集团调整CARIAD定位的直接原因。
如今，大众汽车的战略转型虽方向明确，但前路依然充满挑战。与多家合作伙伴同步推进不同技术路线（如与小鹏、与Rivian的合作），如何确保这些系统在未来能够有效融合，避免形成新的“技术孤岛”，需要高超的战略规划和执行能力。另外，大众汽车本身的大企业病如何克服，传统车企的层级文化以及部门墙如何与新兴科技公司的快速高效有效融合，是决定未来成效的关键。
百姓评车
大众汽车CARIAD案例，是一部传统车企巨头在数字时代“大象转身”的典型教材。它深刻地警示所有转型中的企业，也包括未来转型的企业：技术路线的选择固然重要，但思维模式、组织文化和商业模式的彻底革新，同样也很重要，都是决定转型成败的关键因素。
